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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与“穿透”

2019-11-06 07:23:25

作者:蔡嘉园

新世纪以来,对宏大叙事的追求在小说创作中越来越普遍。正如莫言所说:“重建宏大叙事的确是每个作家心中的一个情结。所有作家都梦想写一部史诗巨作。”

什么是宏大叙事?利奥塔认为,整个世界是由元话语统一起来的,这是一个宏大的叙事。洪子成更具体地说,其目的是“把握时代精神”,揭示“历史本质”。它的特点是“巨大的时空跨度和结构规模”和“英雄的典型创造和英雄主义的基调”周新民认为有必要“用现代人文主义来传达思想话语”。从本质上讲,追求宏大叙事的小说往往试图对社会历史作一个概括性的总结,并试图透过杂七杂八的生活表象来把握社会发展趋势,从而揭示历史的本质和时代的精神。

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的宏大叙事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可以归纳为几种模式:(1)社会分析模式。注意从阶级和阶层的角度观察生活,以积极的攻击方式介入社会问题,努力把握历史发展趋势。例如,曹征路的《问无垠》,刘既明的《人类环境》,孙惠芬的《后尚堂书》,俞益铭的《河蜿蜒流过荒野》等等。(2)家庭叙事模式。通过讲述一个或多个家庭的命运来反映一幅长期的社会变革的画面,对历史作一个概括性的总结。如贾平凹的《秦腔》、刘兴龙的《圣天门》、莫言的《生死疲劳》、关仁山的《太阳》、李凤群的《强风》、梁萧声的《世界》和徐陈泽的《朝北走》。(3)地方志的叙事模式。它往往以一个地区为中心,以“地方志”的形式多维度地展示社会发展状况,地方志是一个时代整体情况的隐喻。例如,孙惠芬的《上堂书》、《阎连科的爆发录》、《傅秀英的尚墨》、《赵德发的人性》、《刘兴龙的黄冈秘籍》等。(4)双增长模式。通过记录个人和集体(家庭、村庄或企业)的共同成长过程,展示时代的变化,揭示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例如,蒋子龙的《农民帝国》、邓一光的《我是我的上帝》、关仁山的《金谷银山》和刘世伟的《南方的秘密》等。(5)漫游搜索模式。通过记录个人漫游和寻找经历,它着重从精神层面切入时代的重大问题,也就是巴赫金所说的“寻找私人生活的历史侧面”。例如,李傅沛的《生命书》、范小青的《我叫王村》、余华的《第七天》、张伟的《你在高原上》和《阿约巴的秘史》等。

这些小说从不同的角度和视角,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中国复杂多样的社会现实和历史。通过历史与现实的“发现”以及时代“新人”的塑造,我们试图透过历史表象,把握其发展趋势,在对时代精神的深入探索和价值理想的自觉建构中开辟一个新的审美境界。与传统宏大叙事相比,这些小说凸显了时代观念和审美时尚的新变化。

一是思想资源的多重需求。五四运动把中国文学宏大叙事的基本思想资源作为阶级斗争理论,在新中国被还原为“十七年”。进入新时期后,启蒙一度成为主流,但随着西方各种新思想的不断涌入,中国作家的思想资源变得更加丰富多样。在新世纪的小说创作中,启蒙的中心地位也逐渐被打破。新历史主义、存在主义、新自由主义等占主导地位,阶级(阶层)分析方法被重新运用。例如,《圣天门口》不同于传统的革命历史小说和新历史主义小说。它的解体和历史重建已经摆脱了单一的意识形态规则。作家的思想资源呈现多样性——基本立场是人道主义。薛佳所体现的仁爱精神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梅奶奶则体现了基督教精神。“神圣”指向天堂,显然是一种自然的神圣精神。“人的境界”延续了“拓荒史”等社会主义文学传统,但也延续了启蒙、新自由主义、存在主义、理想主义等概念。也通过人物的意识形态对抗得以充分展现。因此,这本书被称为“当代思想记录”。《阿约巴秘史》继续弘扬理想主义精神,“两个女孩”象征着民间文化,是时代道德理想的追随者。“我是我的上帝”彻底破除了新历史主义,建构了开放的英雄精神,对消费时代的理想主义做出了新的诠释。意识形态资源的多重诉求使作家拥有了多维视野和新鲜的精神能量,社会史的“大局”和“渗透”也有了更丰富、更有效的视角和路径。

第二是角色的新变化。与传统宏大叙事中的“新人”相比,新世纪的小说不再是革命英雄和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单一形象,他们不仅是改革英雄、资本英雄,更是平民英雄,更是陷入时代夹缝中的普通人。他们参与当代社会变革,生活经历更加丰富,思想和人格更加复杂,主体性更加鲜明,往往具有精神特征。《问无垠的问题》中的唐源是一个具有历史主体和阶级意识的工人,也是一个作者希望改变现实状况的理想化人物。《南方的秘密》中的舜阁沉迷于π研究,渴望生命价值的充分实现。春玉宝在《阿约巴秘史》中的书可以说是一个富有的具有一定意识水平的“当代英雄”。他意识到自己在身体上和精神上是分离的,仍然需要“改变现实”。虽然“荒凉的疾病”难以治愈,但他仍然渴望自我拯救。《我是我的上帝》中的尤利廷赫不断质疑家庭、社会和世界秩序,最终成长为一个具有精神自由和独立的坚强主体。这些具有强烈反思意识的“新英雄”往往充满孤独。他们扪心自问,反思人类。它们超越特定的意识形态,更接近哲学意义上的“主体”。小说中出现了大量具有典型时代意义的人物,表明作家对社会变迁和人物精神结构变化的准确把握,基于现代人文意识的审美观也变得更加广泛和深刻。

第三,叙事方法的新探索。传统宏大叙事主要是一种线性叙事结构,其背后隐藏着历史观的演变。新世纪,宏大叙事作品的叙事结构更加多样化,对社会历史发展的理解更加开放和多样化。例如,《生死疲劳》突破了线性叙事结构,采用了“因果报应之轮六大分裂”的结构模式。它从动物的角度展开多重叙事,形成了和谐的复调效果和人类历史及人地关系的陌生化。强秦在分散视角的基础上整合了聚焦视角,“以生命流动的方式还原农村世界,现象学的具体呈现,以及图像的建构”(宋宁栾)。“尚墨”采用分散的透视结构。虽然每一章都集中在一个人物身上,但人物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各行各业的人物活动汇聚成一个完整而有机的农村世界。“强秦”和“尚墨”等。通过日常生活的碎片化展示宏大叙事的整体性,既避免了僵化的传统宏大叙事思想的弊端,也避免了日常生活叙事中意义的消解。

第四是各种艺术手法的有机融合。传统宏大叙事采用现实主义手法,而新世纪的小说则融合了许多现代和后现代手法。例如,《生死疲劳》中的动物叙事被认为是“东方风格的超现实主义写作风格”。对死者的叙述也被作家们广泛使用,如余华的《第七天》和陈应松的《死者的归来》,它们在文本中创造了“乌托邦”或“对立”。《强秦》的主要故事穿插着大量楹联、秦腔、讽刺诗、海报、占卜、地方志、论文等,堪称典型的“跨文体”文本。新世纪宏大叙事小说中各种艺术手法的巧妙运用,不仅拓展了现实主义文学的表现力,也提高了小说的审美品质。

毫无疑问,新世纪小说的宏大叙事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但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是意识形态力量的缺乏。苏格拉底说,“一个有精神力量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他强调了精神力量的重要性。对一个作家来说,只有当他有思想力量时,他才能有一个总体的视野和清晰的方向感,只有当他有意识地质疑生活,区别生活,提炼生活时,他才能透过不同的表象达到本质,以审美的方式实现对生活的超越性表达。有些宏大叙事对故事的追求太长,价值定位模糊,思想内涵苍白。其他艺术形象脱离历史逻辑和生活逻辑,传达错误的思想。意识形态力量的缺乏也将使作家屈从于流行的价值观,最终失去其超然的文化视野、精神境界和艺术个性。只有当一个作家具有强大的思想力量时,他才能有效地将个人经验、人生感悟与国家经验和人类经验相结合,实现对社会生活的准确把握和渗透表达。

第二是缺乏异质经验。一部成功的小说必定会充满丰富的小说故事和细节,但许多宏大的叙事小说提供的故事和经历非常相似,缺乏新意和吸引力。孟凡华曾指出,张伟的足迹遍布《你在高原上》,这使他的作品“信息量更大”。向地球和人开放学习,在“行动”中体验和思考,不仅能激发作家的情感,还能纠正内在思维,甚至更新话语方式。这是久经考验的文学道路。在现实生活超乎想象的时代,作家只有打开生活的褶皱,在“行动”中探索人性的秘密,才能站在时代的前沿,发现更多异质的体验,从而弥补想象力的不足。

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在中国和世界的想象和写作中,小说的宏大叙事有了更广阔的空间。然而,如何艺术地“审视”和有力地“渗透”时代生活仍然是一个难以面对的问题。(蔡嘉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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